十大電影制片廠訴北京天都電影版權代理中心等侵犯電影作品著作權案
更新時間：2020-12-01 15:39:25
案例概述
原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八一廠”）、北京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北影廠”）、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兒影廠”）、峨嵋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峨影廠”）、廣西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廣西廠”）、西安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西影廠”）、北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青影廠”）、珠江電影制片公司（以下簡稱“珠影公司”）、上海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上影廠”）、長春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長影廠”），被告是北京天都電影版權代理中心（以下簡稱“天都代理中心”）、天津泰達音像發行中心（以下簡稱“泰達發行中心”）、中影音像出版社（以下簡稱“中影出版社”）。
原告“十廠”分“十案”（下同）分別對三被告侵犯《林海雪原》、《戰上海》、《歸心似箭》、《閃閃的紅星》、《奪虎連環》、《駱駝祥子》、《早春二月》、《青春之歌》等２７部電影作品著作權問題訴之于法院。
糾紛的起因源于原廣電部電影局的６０８號文件。××年１０月５日，原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局根據《著作權法》有關條款，結合實際情況制定出關于對××年１０月１日至××年６月３０日期間國產影片發行權歸屬的規定（以下簡稱“６０８號文”）：
（１）中影公司在××年１０月１日至××年５月３１日期間收購的國產影片：①中影公司與各制片廠沒有簽訂合同或雖有合同但無具體合同期限約定的，其發行權均歸還制片廠享有。②合同期超過１０年的，從合同簽訂之日起按１０年計算，合同期滿后發行權應歸制片廠，必要時雙方可以續訂合同。
（２）××年６月１日至××年６月３０日期間中影公司收購的國產影片：①中影公司與各制片廠對使用期限協商不一致的，其發行權按５年處理，從合同簽訂之日起（沒有合同的可以從拷貝開始發行之日起算）滿５年發行權歸還制片廠享有。②合同期限在１０年之內的，按合同期限執行。③合同超過１０年的按１０年計算，滿１０年后發行權應歸還制片廠，必要時可以續訂。
（３）關于中影公司以錄像帶發行權、錄像節目發行權、電視臺播放權等其他形式使用電影作品，按以下辦法處理：
①中影公司與各制片廠簽訂的合同中含有其他形式使用電影作品的，按合同規定執行，但合同最長不超過１０年。
②對于中影公司已制成電影錄像帶成品，并已售予銷售單位發生超過合同期限以及原合同中不包括以其他形式使用電影作品的情況，仍由中影公司繼續履行，并保證銷售單位的合法銷售權利。......中影公司的代理費按發行收入總額的１５％提取，發行收入總額的８５％歸制片廠。
本規定自××年１０月１６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所發布的有關行政規定和規章，凡與本規定相抵觸的，均以本規定為準。××年３月１９日，中影出版社（甲方）與天都代理中心（乙方）簽訂合作協議。協議約定：雙方合作出版××年１０月１日至××年６月３０日期間的國產影片ＶＣＤ光盤；甲方負責提供出版號、影片的圖文資料、制版母帶及版權證明書，乙方負責版權確認和可能出現的版權爭議；乙方負責制作、壓盤、節目生產和銷售中的一切費用。
××年３月２７日，泰達發行中心（甲方）與天都代理中心（乙方）簽訂聯營合同。合作出版××年１０月１日至××年６月３０日期間的國產影片ＶＣＤ光盤，約定：天都代理中心負責提供出版號、每部影片的圖文資料、制版母帶及版權證明書并負責版權確認、版權爭議；泰達發行中心負責籌集主要資金、選擇光盤加工廠、制定加工發行方案、組織實施、回籠貨款。在雙方共獲所具備的版權使用文本和許可證落實后，共同預付版權使用費和許可證費、管理費，啟動資金為２１０萬元，此筆資金作為對各電影制片廠版費的訂金使用，先付５０％訂金，制作母帶、影片文本資料齊備后付其余的５０％。甲方必須于××年４月８日前籌集資金３００萬元到賬，其中１５０萬元用于幾家電影制片廠（北影廠、八一廠、上影廠、長影廠、珠影廠、西影廠等）支付訂金。此外，雙方還對資金總投入量、純利潤的分配、賬務管理、違約責任、保密義務等做了約定。××年３月２７日、４月１７日、６月２５日，泰達發行中心３次匯給天都代理中心共１２５萬元。
××年４月１５日，中影出版社出具書面委托書，委托北京天都電影版權代理中心銷售中影出版社發行的ＶＣＤ節目。××年５月中影出版社出具委托發行書，授權泰達發行中心發行中影出版社出版的音像制品。
××年５月１２日至７月１４日，八一廠、兒影廠、青影廠、上影廠、珠影廠、長影廠、北影廠用統一的格式和文字制作了授權書，授權“中國電影制片者版權保護委員會”對本企業（制片廠、公司）生產的電影作品行使版權保護、版權確認。
××年６月至７月，中影出版社出具錄音錄像制品復制委托書數十份，分別委托南海明珠影音公司和淄博永寶鐳射公司復制上述２７部影片的ＶＣＤ光盤。××年２月１１日及４月９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分別受理了十大電影制片廠對本案三被告提出的起訴。受理后，泰達發行中心向法院提出申請，請求追加中影出版社為本案當事人，理由為：泰達發行中心的總經銷行為是依據中影出版社的授權；原告所訴侵權行為是因影片ＶＣＤ光盤的出版引起，光盤上載明版權歸中影出版社所有。合議庭經評議，認為泰達發行中心的申請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中影出版社屬于必須共同進行訴訟的當事人，同年４月２３日發出通知書，通知中影出版社參加訴訟，同時告知十案的原告，原告用信函向法院表示同意。合議庭為了庭審時雙方當事人的陳述、質證能圍繞案件的主要事實，曾于××年５月６日、５月１２日、５月２１日、５月２７日、７月６日分５次在雙方當事人參與和認同的情況下，對已經交換完畢的５２份證據進行一一核對，對于訴訟雙方不持異議和持有異議的證據做了劃分。
十案原告訴稱：三被告未經許可復制、發行２７部影片的ＶＣＤ光盤，侵犯了原告上述電影作品的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請求判決三被告停止侵權行為承擔共同侵權責任；三被告應當公開賠禮道歉；三被告賠償原告損失；十案原告除廣西廠、西影廠和峨影廠外，其他七案原告請求確認授權書無效；三被告負擔各案訴訟費用。對于賠償數額因各案原告指控被侵權的影片數量不等而不同。
被告天都代理中心辯稱：我中心于××年５月３１日正式成立，是電影制片人協會版權保護委員會的常設執行機構，其成立是原告方的一致要求，同時代表制片人協會版權保護委員會受各制片廠的委托代為行使權力。我中心與中影出版社簽訂出版ＶＣＤ協議和與泰達發行中心簽訂聯營協議，是為貫徹落實［１９９４］６０８號文件精神，維護制片廠的權益所采取的規范性措施，而且我中心有各制片廠的授權書，十個原告的起訴不能成立，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泰達發行中心辯稱：原告方的指控與事實不符，我方總經銷國產ＶＣＤ光盤是正當經營行為，有合法依據。第一，××年３月２７日，天都代理中心與我方簽有聯營協議，我方無違法和違約行為。第二，同年５月，天都代理中心向我方先后出示了２３家制片廠給其的授權書，中影出版社也向我方出具錄音、錄像復制委托書和委托發行書。第三，在履行合同經銷國產影片ＶＣＤ光盤期間，我方回送中影出版社原告訴稱侵權的２５部影片ＶＣＤ光盤６７００套；回送天都代理中心１５２４００套（其中包括應由天都代理中心返給中影出版社８００套）。第四，我方已匯給天都代理中心１２５萬元支付制片廠的預付金，由于目前的版權糾紛，我方無法正常經銷，直接損失已達２１０萬元，同時我方名譽還受到極大損害，請求法院維護我方的合法權益做出公正判決。
被告中影出版社辯稱：第一，原告方在起訴時并不清楚所訴影片發行權的歸屬，在證據交換中，原告根據被告提供的新證據變更訴訟請求。第二，《雞毛信》、《上甘嶺》等６部影片系“百部愛國影片之列”，其版權屬公有。第三，我社是在天都代理中心出具了部分原告的授權書后才與其簽訂協議，并依協議合作出版４５部影片ＶＣＤ光盤，其中首批推出的《代號美洲豹》等２３部，全部是由中影公司與各制片廠簽訂買斷合同的。第四，××年１１月至××年６月，中影公司分別與北京電影制片廠、上海電影制片廠等原告簽訂過“影片發行權結算合同”和“影片發行權購銷合同”，將幾十部影片“永久版權”或“永久發行權”一次性賣給中影公司，案件涉及的至少２０部。我社愿意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與原告方協商。
××年７月１１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十案原告請求保護的２７部影片的使用權、獲得報酬權目前均未超出法定保護期。任何人使用都必須與著作權人訂立許可使用合同或取得書面許可。６０８號文并不違背現行的法律法規，對本行業內的民事主體具有約束力。三被告未曾就上述影片的使用與各原告簽訂合同或得到書面許可，三被告的行為侵犯了原告對于上述影片的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法院依據事實和相關法律，當庭對八一廠、兒影廠、峨嵋廠、西影廠、珠影公司、上影廠起訴的六案做出判決。３個月后法院對另外四案也做了相同的判決。判決內容如下：
（１）三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十案原告電影作品著作權的行為；
（２）三被告自判決生效日起２０日內，在《法制日報》上公開向十案原告賠禮道歉，逾期不履行法院將公開判決主要內容，費用由三被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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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三被告賠償十案原告損失（每部影片按賠償４萬元計），并賠償十案原告合理的訴訟支出。三被告對賠償數額承擔連帶責任；
（４）駁回十原告要求賠償超出訴訟合理支出數額的請求及八一廠、北影廠、兒影廠、青影廠、珠影公司、上影廠、長影廠要求確認授權書無效的請求。
三被告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
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評析
××年國內十大電影制片廠起訴著作權被侵案的審理引起國內外司法界、新聞界和電影業內人士的廣泛關注，中央電視臺第一套節目對庭審過程進行了２７５分鐘的現場直播，海外７家媒體有償進行了轉播。這在我國的審判史和新聞史上都是第一次。電視直播帶來的影響遠遠超過案件審理本身。作為這十個案件的一審主審法官，就本案從法理上談到了以下幾個問題。
（１）如何認識６０８號文的約束力問題。我國的電影事業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規范下發展，發行和銷售是有指令性分工的，各個電影制片廠只負責攝制影片，并不參與所攝制影片的市場競爭。各制片廠拍攝出的影片全部由中影公司買斷發行權，使電影的產與銷完全脫離，電影業的發展不僅受到資金的限制而且受計劃調控的制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軌。
１９９０年，我國著作權法制定，１９９１年６月，著作權法施行，法律制度替代了指令性分工。但著作權法不能溯及以往各電影廠與中影公司的關系。××年，原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局依據《著作權法》的規定制定６０８號文，是為了調整國內各制片廠和中影公司之間關于影片發行權歸屬的關系。作為管理本行業的規章，只要不違背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對于行業內的相關民事主體即具有約束力。６０８號文對于著作權法實施前后，中影公司收購的國產影片發行權使用期的規定是明確的，原告請求保護的２７部影片按６０８號文規定，分別有三種情況：
①有部分影片如《駱駝祥子》、《早春二月》和《青春之歌》都已超出合同約定的１０年使用期；
②有的發行權購銷合同未約定使用期限，如電影《奪虎連環計》的發行權購銷合同簽訂于××年６月３日，合同中未約定使用期限，按６０８號文的規定，此類情況按５年計算，發行權應當歸還制片廠；
③部分電影的發行權購買合同中約定的使用方式僅限于電影拷貝的發行，不含有其他使用方式。
因此，６０８號文的效力不是因上述案件的訴訟才引起討論，而是從該文件實施日起業內人士都認可和遵照執行的規范。三被告不論對６０８號文是否認還是承認都無法改變案件相關的客觀事實。
（２）如何認識案件所涉兩個合同的法律效力。《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使用他人作品應當同著作權人訂立合同或者取得許可。”
《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
“同著作權人訂立合同或者取得許可使用其作品，應當采取書面形式，但是報社、雜志社刊登作品除外。”
上述案件的三被告并沒有與原告就訴訟所涉及的２７部影片的使用權簽訂許可合同。三被告提供了被告之間簽訂的兩份合同作為抗辯證據，認為合同中約定了各自的權利義務和免責條款，只要自己沒有違約行為，其他責任都應由合同的另一方承擔。目前許多出版合同、委托創作合同、委托改編合同等，出版社及委托方都在合同中訂有免責條款，都要求對方保證作品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一旦發生訴訟，合同總是惟一抗辯證據。
但在司法實踐中，這樣的抗辯能夠成立的實在太少。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協議只有依法成立才受法律保護。合同設立和變更的民事權利、義務，只能是合同當事人之間自己享有（或依委托人的授權行使）并有權處分的權利，而不能處分合同以外其他民事主體的民事權利。
天都代理中心與中影出版社之間的合作出版協議，雖然未在協議中寫明原告訴訟請求保護的２７部影片名稱，但實際履行協議時，合作的雙方都實施了使用原告影片著作權的行為。天都代理中心與泰達發行中心的聯營協議，同樣沒有注明要制作和銷售原告享有著作權的電影ＶＣＤ光盤，但聯營雙方都按約定行使了屬于原告的權利。由于中影出版社提供錄音、錄像作品復制委托書、銷售發行委托書的行為，使原告影片ＶＣＤ光盤最終上市銷售。侵權光盤的銷售是個不爭的事實，三被告不能用證據證明是著作權人曾有明確授權或許可，僅用侵權行為人之間的合同約定進行抗辯是無法對抗原告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訴訟請求的。
三被告的行為屬于《著作權法》第四十五條第（五）項、第四十六條第（二）項所列舉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發行方式使用作品和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營利為目的，復制發行其作品的侵權行為。由于原告與各被告之間并無合同關系，所以，被告以合同抗辯的理由不能成立。同理，出版合同、委托創作合同等，只要發生侵權事實權利人提起訴訟，出版社與委托人用合同抗辯，都難以對抗權利人的訴訟請求。
（３）如何認識《著作權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及原告的授權書。《著作權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合同中著作權人未明確許可的權利，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另一方當事人不得行使。”
被告提交的證據中除了上述兩合同外，還有七個電影廠的授權書。廣西廠、西影廠、峨影廠均未曾給“中國電影制片者版權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版權保護委員會”）授權書，三被告對此沒有其他抗辯的證據。對于另七家制片廠的授權書，則提出自己依七家制片廠授權獲得使用權。這七家制片廠對被授權的民事主體的記載是明確的，即版權保護委員會，但具體授予版權保護委員會的權利并未明確是上述２７部電影作品的使用權。法律規定沒有明確許可的權利任何人不得使用。
被告天都代理中心與版權保護委員會是存在上下隸屬關系，但在法律上他們是各自獨立享受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民事主體。天都代理中心的經營范圍確有“版權代理”，但其代理的具體事項必須依據權利人的明確授權和委托，必須在權利人授予和委托的權利范圍內實施代理行為。天都代理中心并不是被授權主體，自己無權代理十家電影廠使用電影著作權，怎能再與兩被告合作、聯營使用屬于原告的電影著作權？退一萬步來講，即便是版權保護委員會將七家制片廠的授權范圍轉授予天都代理中心，天都代理中心的“代理”行為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為制片廠的授權書中并未授予版權保護委員會對某部電影作品著作權的使用權。
（４）如何轉變不適于市場經濟的觀念。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存和發展形成的觀念是難以改變的，往往要在付出高昂的代價和經受慘痛的失敗后才會有所改變。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指令是絕對第一位的，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法律規范至高無上。依據法律給自己的空間去發展自己和維護自己的利益，權利才有保障。
從上述案情中，不難注意到有兩個不適于市場經濟的觀念是應當轉變的。
第一，對于不同民事主體的混淆：中影公司與中影出版社，不論這兩個主體其內部是什么關系，但在對外民事行為時中影公司與中影出版社是各自獨立，是互不替代、互不相干的。中影公司依據合同取得的各制片廠的電影作品使用權，中影出版社如沒有法定理由，絕不能行使。版權保護委員會與天都代理中心，前者申請成立后者，但前者不等于后者，不能包辦后者。抱著計劃經濟觀念的人，認為有隸屬關系就是一家，只要是一家就不用分彼此，至于合同是誰簽訂、被授權人是誰都只是個形式。這樣使本來簡單明了的關系變得復雜模糊起來，侵犯他人的權利自己還理直氣壯。
第二，對于社會公共利益與企業經濟利益的混淆。為弘揚愛國主義，舉辦“百部愛國影片”宣傳，是大家都應支持的義舉，但這并不意味著，舉辦者可以無條件地行使他人的權利，權利人必須無條件放棄自己的著作權。在計劃經濟時代，主張維護個人、集體的權利是要受譴責被人取笑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集體的合法利益是受法律保護的。當你在為“百部愛國影片”不計個人和集體利益時，不能強求他人。
泰達發行中心認為自己在實施一個“７００部愛國主義影片”宏偉計劃伊始，不僅投入的巨資不能收回而且還受到訴訟的重創，自己的義舉不被理解，還要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委屈和憤慨從某種角度來說還是源于觀念問題。市場經濟有其自有的規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可以改變的是人的觀念。一部《著作權法》已經實施多年，但在文化領域還經常有侵權糾紛，可見法律條文本身不難理解和掌握，關鍵是我們有些觀念還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
